好壶无需多问 文侯或有其人

一把“来历不明”的壶，却在北京东正 2015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出近500万元高价。潜光隐耀多年，又于去年8月在杭州举办的“文人紫砂古今名壶特展”上现身。这一层既神秘又名贵的身世吸引了我们，并将这次复刻的目标定格在它身上，这就是业内名噪一时的清康熙文侯款扁圆壶。

原作直嘴桥钮、扁身阔口，是一件非常实用的瀹茗利器。壶底刻有“壬子春为国祥先生清赏”楷书字样，俊秀端庄，款侧有篆书“文侯”圆印一枚，其他再无任何信息。

通过与不同时期藏品对比，从壶型、泥料和刻款风格判断，这件作品应创作于明末清初时期，而壬子正是清早期康熙朝的1672年。

作品年代知道了，但其刻款和落款中的“国祥先生”“文侯”，是人名？是字号？还是斋号？在记载和研究紫砂的众多专著中，均未有提及。正是因为这个不知是谁的“文侯”底款，大家常常把这作品直接称之为“文侯壶”。

自紫砂进入文人视野成为一种雅趣之后，做工精美的紫砂茶具一直都是文人间的奢侈品。可以想见，这件特别定制的作品在当时更是价值不菲，绝非普通百姓所属。如果“文侯”不是制壶艺师之名，那就是这件作品定制人留下的印款，而此人在当时一定非富即贵，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大概率会在相关典籍中留下一些线索。所以我们拓宽研究方向，豁然查到两位生活在清初期跟“文侯”有关的人物，“文侯壶”尘封已久的历史似乎逐渐清晰起来。

但是，要说明这位谢文侯与紫砂有关，那还得下点功夫。经过一番检索查阅，我们在其存世的一幅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作品《朱葵石像》中找到了蛛丝马迹。通过这幅画作上的款题可知，该人物造像于1653年由谢彬、项圣谟合作绘制。由此便牵涉出一位明末富甲一方的收藏巨擘——项元汴，项圣谟正是其孙。

项元汴是何人？

可以这么说，当今存世的顶级书画珍品上的收藏印，除了清朝皇帝，就数他的印记最多。他的藏品之丰，如果全部浏览一遍，得要两个月的时间，当然这其中就不乏紫砂珍品。

项元汴之于紫砂的意义更在于，他是最早一批参与、影响紫砂壶创作，并从艺人手中定制紫砂的社会名流。其以斋号墨林堂为底款的时大彬制印包壶，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。而项圣谟必定受其深厚的家学影响，对紫砂有着一定的了解。

由此可见，谢彬当年与这些达官贵贾、文化名家的交往酬应，大大增加了他喜好砂壶、效仿名士定制砂壶礼赠亲友的可能性。

那“文侯壶”底部刻款中的“国祥”又是何人？

我们又在浩繁史料中，查得同时期名为“国祥”者有多人，如崇祯进士、后入清为官的董国祥；顺治进士康国祥；造林治沙的名宦朱国祥等等，按古人对他人不直呼其“名”以示尊敬的习惯，这些人都不太可能。或许是不见经传者，也未可知。

至此，“国祥先生”尚不可考，要确切说此“文侯”即是彼“文侯”，也需有更多文献资料或实物加以印证。

然而，这些未定之论或者未解之谜，都丝毫不会影响一件优秀紫砂作品的价值，这把文侯款扁圆壶，正是凭借其上乘的工艺手法和经典的美学表达，在不知任何来历、没有任何背书的情况下拍出了令人惊异的高价。

这次我们通过精准复刻，完整无缺地拷贝下“文侯壶”的线条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，让一件已逾300多年的历史名作，原原本本地重现在大家手中，这便是今天的主角——文侯·摹。

文侯·摹以段泥制成，质地细腻，光泽内敛，隐然有珠玉之韵。最为特殊之处在于，此次复刻我们采用了“崇雅堂”这一代表崇尚典雅的文人印款为作品底款。该款来源于利永紫砂博物馆馆藏名作、唯一一把业内公认的惠孟臣真迹，所以显得特别珍贵。这方款识，只在少数馆长亲自监制的作品上钤印，每一把都可谓是精益求精之作，爱壶之士自然不可错过。